我把青春留在了临江林业局

　　1969年1月3日，我大学毕业背着硕大的行李，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北京来到长春，到吉林省林业管理局报到。两天来，来这里报到的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有四、五百名。都是根据中央（68）158号文件“不按专业分配”，实行“四个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的精神来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两天后，我被分配到临江林业局。据说，它在吉林省八大林业局中还算是条件比较好的，局机关在镇上，气候也比较温暖。同时被分到临江林业局的大学毕业生有40余人。其中北大二人，北师大六人，科技大学四人，北医一人，北中医一人，吉大六人……办了一个礼拜的“学习班”后进行分配。大约有一半儿被分到桦树（那是通往各林场的一个枢纽），另一半儿被分到了“三公里”。分到两处的毕业生大部分进了当地的中学（虽然学校并不在正经上课），而我和另外几名同学则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被分到了工厂。

　　在锯木车间当工人

　　我被安排到制材厂的锯木车间当工人。这个车间的工作就是要把从沟里拉下来的原木加工成板方材。当时有两条生产线：一号、三号、五号、七号、九号、十一号锯和二号、四号、六号、八号、十号、十二号锯。我在八号锯拉下锯。上锯师傅叫宋祖玉，是个六级工。他要承接六号锯下来的板方材，按材质情况斟酌规格尺寸，再稳稳地将其送入带锯口，靠双腿的支撑，双臂的护佑，肚皮的顶力推向下锯。而我们割下锯的则要用双手加上臂弯将木材向后拉，当末端离开锯口时，速将锯掉的一块板材放至台上，再靠肚皮将另一块木材推回上锯以便再次割制。宋师傅看我累得汗流浃背，告诉我一些省力的诀窍：不能单靠手臂的力量，要全身协调，送回板材时主要靠肚皮顶，手只需适度的擎着。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干起来顺手多了。

　　锯木车间实行两班制：早班早五点上班，下午两点下班，政治学习到三点结束，中间有一小时午饭时间。晚班一点到厂，政治学习到两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下班，中间也有一小时吃饭时间。

　　在这里工作每天要同锯沫粉尘打交道。每人每月发一副羊皮手套，半年发一个过膝长的帆布围裙。一上班就把自己武装起来，不过锯沫子和木粉尘照样灌满脖领子和衣裤鞋的缝隙。劳保用品也有口罩，但根本每人戴。因为劳动强度实在太大，一开锯儿就要连续工作四小时，两臂每时每刻都要承接几十斤重的板方材，不停的往返移动，怎敢再捂个口罩去阻止顺畅的呼吸呢！

　　车间里十几部带锯同时开动，木材进锯的吱吱声，电动机的轰鸣声，加上各种机械刺耳叫声构成了极不和谐的噪音大合奏。在这里，人的声音渺小得即使贴在耳朵上也无法听清对方在说什么。所以，人们交流的唯一方式就是看手势。例如，用胳膊划一个大圈就是问对方“几点了？”

　　机械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连续性。只要带锯不休息，人就不能休息，如果你想上厕所，对不起，那要等带锯疲劳了，割上锯的师傅给出一个手势：换锯，上下锯两名锯手把已经磨钝了的带锯条卸下来抬进锉锯室，再换上一个锉好的带锯条，你才可以抽空小便一次，两分钟必须赶回来。否则，六号锯下来的木料在你的台子上就堆积如山了。在锉锯室，我看见那里的师傅居然有时坐着工作，锉锯的声音虽然也刺耳，但毕竟还有节律。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竟可以随便上厕所！

　　说来也怪，这时我突然想明白了教科书上说的机器革命时期工人们为什么要破坏机器的原因。

　　锯木车间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工棚：外面的原木要直接输送到一、二号锯（跑车），锯下的木材又要用“轱辘马”（铁轨上的小平车）运到存放板方材的（露天）板子院。所以车间两端基本上都没有墙壁，是敞开的。夏天还比较凉爽，冬天车间的温度与室外基本相同。不过由于工作强度较大，忙活儿进来就感觉不到寒冷了。

　　车间里绝对禁止烟火。所以，一到每天“雷打不动”的一小时政治学习时间，每个工组的三、四十位师傅就会迫不及待地来到学习室（兼吸烟室），用从旧书本上扯下来的纸条卷上一小撮从烟荷包里取出的碎烟草，撕去一个头，另一端叼在嘴上，点上火，贪婪而甜美地抽上一支。在工人师傅的吞云吐雾中工长开始总结一天的工作，布置第二天的任务，然后是例行的政治学习，或学毛选，或读报纸。后来这个任务常常会落在我的头上。

　　一天，厂领导让我写一篇反映工人师傅劳动热情的广播稿件，送到局广播站后受到了好评。厂领导很高兴，后来就时常让我写些东西，有时甚至在工作时间就把我抽出来，我也正好趁机缓解一下身体的疲劳。

　　农业队里当起“八大员”

　　第二年，厂里要成立农业队，去深山里开地，种些玉米、土豆等粮食和蔬菜，适当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

　　早春三月，我们一行九人告别了工厂，坐了一整天的小火车，来到了渺无人烟的塔河。这是一块较为平坦的山丘，长满了阔叶乔木，间或有稀疏的灌木丛。我们临时居住在八里以外的柳毛河林场小工队宿舍，每天早晨从他们的食堂里买四两或六两玉米面饼子带到我们的工地。头一个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先找一块避风、朝阳的地块，准备在这里搭建帐篷。就地取材，队长领着几个老师傅去伐木，一律选直径30厘米左右，树干笔直的杨木、椴木或桦木，截成4米或6米长的圆木段。我们则负责打去枝桠，再运到“宅基地”。一个木匠师傅用锛子把圆木段修成正四棱柱，并指挥我们将这些木方柱围成一个长方形，这便是我们未来帐篷的底座。长方形越垛越高，成为了“家”的墙壁。干累了，选一块有阳光的地方，找三块石头，架起干柴点着火，大家围坐在周围，各自找个结实的树枝，插上早晨从食堂带来的玉米面大饼子。在火上两面烤着，等出现焦糊的香味时再吃，口感要比新蒸出来时好得多。几个师傅都把自己的大茶缸装满雪，放在火上烧成开水喝。我自觉年轻，干脆扒开表面的积雪，从中抓出一团放在嘴里，清凉解渴。大山里没有污染，吃起来绝对放心！

　　干了一个多月，终于搭建好了半永久的帐篷、厕所和厨房等生活设施。帐篷里一侧是用木板搭好通铺，能住十来个人。铺面离地有一米多高，上炕时得蹬块大石头才能爬上去。师傅说，离地面高点，减少受潮。另一侧有两个“王八炉子”。其实就是用两口直径一、两米的旧铁锅扣在炉灶上。老师傅告诉我：在山里住，无论冬夏都得靠这些玩意儿。夜间，不论谁起夜都要先在王八炉前烤上一阵，才能出外大小便，回来后，还得往炉子里加上几块劈材，再前胸后背烤上十来分钟，才能上床。说这样不能得风湿病。

　　山里春天来得晚。到了五月份，阳坡上山野菜才开始吐绿，背坡还能找到雪。为了不误农时，厂里决定派五六十人来到农业队和我们一起开地、种土豆，当时叫“大会战”。这种大会战分别在春种、夏锄、秋收的农忙季节搞了三次。每次会战大军一到，农业队立即热闹起来，大队人马不仅带来了工厂的信息，还为这些“山里人”捎来了衣物、咸菜及生活必须品。别人在那里热热闹闹、亲亲热热地唠家常，我这个跑腿子就成了一支“冰棍”。

　　大会战一结束，大队人马撤走，这里立即归于平静。依旧是那九个人，日出上工，日落收工，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我们既是一个工作集体，又像一个大家庭，自然也有许多生活琐事要做。当时流行一种称呼叫“八大员”，其实我在农业队的工作还远不止“八大员”呢！除每天正常出工外，业余时间我要负责“换饭票”，把大家的钱款、粮票换成食堂的内部粮钱票；平均每个月要为每人理发一次，充当理发员，把我在大学里学的手艺发挥得淋漓尽致；师傅们时常需要给家里写封信，我自然还得为大家代写书信；离开工厂时，卫生所的张大夫给我们带了一些“去痛片”、“阿司匹林”、“扑尔敏”、“扑热息痛”、“碘酒”、“红药水”、“酒精”、“十滴水”等常用药，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又成了临时“卫生员”，把药发给患者，并告知用法、用量（那时用药全是免费的）；四天一趟的小火车能根据大家的需要捎来一些食品、烟酒和日用品，我还负责把这些物品按价“卖给”大伙，又成了售货员；每天晚上还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大家读报纸和宣传材料，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学习辅导员”……

　　农业队的生活，最难耐的就是寂寞。小火车是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虽然四天一趟，但并不准点。当有人趴在铁轨上听到有小火车的声响时，大家立即兴奋起来，停下手上的活，跑到小火车站（实际上就是个停车点，连个站牌都没有），迎接带来的各种信息和粮、油、蔬菜、酒、食品、报纸和书信。有人兴高采烈，让我给读家里的来信,有人则垂头丧气：“怎么没有我的信呢？”热闹只是暂时的，随着小火车的离去，一切又归于平静。晚上收工后，几个师傅常爱一起喝点小酒，另几个师傅抽着自制的旱烟闲聊。而我们几个既不抽烟又不喝酒的“青年”只能在小火车道上走来走去。从东到西走一千米，再从西到东走一千米。后来，不知是谁从林场弄来一只小狗，也加入我们晚间铁道行走小分队。天刚擦黑，我们又得赶回帐篷，开始“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

　　老师傅常夸我铲地、割地挺在行，说我一点也“不利巴”。其实，论干农活，我还真懂些门道儿。原本在考大学之前，我在生产队干了整整两年，是地道的“社员”。所以面对这片未开垦的肥沃土地，心里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休息时，我在地头地脑种了不少芸豆、萝卜。秋收时，收了好几麻袋。食堂吃不了，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就随小火车发到厂里，大家分着吃吧！

　　秋后，在确定农业队留守人员时，我听厂里有人说：“大家给小孔在农业队的表现评价很高，应该给调回来。出身不能选择，革命道路还不让人选择么？”起初我还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渐渐琢磨过味来，原来让我去农业队还带有点“半改造”的性质呢！

　　说实在的，我还真觉得在农业队比在锯木车间强多了。一是没那么多噪音，二来也不绑身子，就是干活也比锯木车间轻松啊，所以我愿意留下来。

　　可厂领导还是把我调回了厂里，让我暂时到“工代会”，（就是后来的工会）工作。工厂较小，属科级，下设的各办公室为“股”级，里面的工作人员应称为“股员”。后来得知，我这个“股员”，也没能取得局里的同意和任命，只是一个“黑临时工”。

　　当时工代会也没有明确的工作内容。大致就是写板报、访困难户、组织职工互助金、开办政治夜校等。我还编了一些简明教材的小册子印发给工人学习。逢年过节，组织文艺宣传队活跃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还时不时地给领导写讲稿，写先进人物材料，充当半个秘书……

　　深山里修路和冬采

　　1974年春，制材厂进行厂房改造，全厂停产。300多工人由党总支副书记丁文森带队，一起到100多公里以外的五道沟林场修路。

　　在繁茂的丛林中修一条小火车铁路，这对制材工人来说，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好在丁书记在设计队干过，懂得野外作业知识。能看图纸，指挥各班组伐木、修道影都没问题。我们机关后勤人员就跟在后面干些打枝桠、清林等辅助性工作。

　　在五道沟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丁书记始终和工人一起吃住、一起劳动，实际就是一个“大工长”、“大领班”。既当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带领这支产业大军摸爬滚打。他身强体壮，干活力气大，语言风趣幽默，又平易近人，工人们无论有啥话都爱找他说。工作中，他身先士卒，所以一呼百应，很快带出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各班组开展了劳动竞赛，工地现场热火朝天。伐木，参天大树在油锯轰鸣声中一排排倒下；清林，让百年沉睡的林中湿地瞬间重见天地。大家你追我赶，仿佛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回想起当时那火热的劳动场面，那燃烧的青春激情，我好像又重新回到了当年的战斗行列，至今仍会激动不已。

　　每当生产中遇到难题，丁书记就成了大家的主心骨。他一方面召集班组长开现场会群策群力，研究解决方案，同时又能提出自己的主见，工人们个个佩服。

　　随着工程不断深入，现场离大本营越来越远，有时走到工地就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了节省时间，也是为了攻克难肯的地段，我们还搞起了临时性的短期会战。干脆就在现场用木棍松枝搭起一些简易窝棚住上个三两天（“床铺”下甚至还有潺潺流水伴我们入睡）。等食堂大师傅把饭菜挑到现场，一些早起的工人已经干了一阵子零活。吃完饭，大部队再按统一部署整体向前推进。住处虽不咋地，却为我们恢复体力赢得了较多时间，工程进度也提高了一大截。

　　丁书记还时刻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采伐现场，没戴安全帽，绝不允许靠前。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一年多的林间作业，居然没发生过任何大小事故，创造了安全生产的奇迹。

　　工程告一段落，我们还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庆祝。一天，丁书记宣布：咱们下午放半天假，在工地上自己包饺子祝捷。我们几个机关后勤的小青年立即兴奋起来，赶紧背上背筐去采山芹菜，让食堂把和好的面和馅挑上山来。师傅们当即锯几块“面板”，大家七手八脚包起了饺子。我清楚地记得，就是在那里，丁书记教会了我怎么捏“元宝”饺子（他说饭店就这么包，又快又好吃）。晚上，大家吃着自己包的热气腾腾的饺子，望着平整后的路面，又兴奋、又惬意。

　　森林中不只有富氧的清新空气和透过罅隙的缕缕迷人阳光。和晨雾一起升起的还有一团团“小咬”，让你难以招架。中午，“小咬”退去，瞎眼蠓会来接班，还时不时地叮咬一下你的臂膀。“啪”的一声打死一个，它们还会前赴后继。日落后，瞎眼蠓放假，森林又成了蚊子的天下——这是每天伴随我们生活、劳动中的一支插曲。

　　丁书记怕工人想家，让我们想法多开展些文体活动，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于是工间、饭后、阴雨天便成了我们几个文艺爱好者最活跃的时段。教大家唱歌，组织了“老头合唱队”，搞扑克比赛、象棋比赛。还别开生面地开了一场“趣味运动会”，有扛枕木赛跑、拔河赛、钉道钉比赛。拉根绳子，挂些桦树皮当网，来了一场战地羽毛球赛。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丁书记的大力扣杀，当仁不让地拿了冠军。

　　严冬来临，制材工人又投入到全局统一组织的冬采冬运大会战之中。冬采冬运，抢的就是大地冰封的四个月黄金时段。这时地面硬，拖拉机集材不下陷；枝桠脆，易折断，好清理。

　　记得那年最后一天的晚饭后，党支部组织工人收听《元旦社论》，大家倍受鼓舞，群情激昂。各班组纷纷表示：要抓住天寒地冻的大好时间，用“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向党中央、毛主席献厚礼。党支部顺势而为，工人们说干就干。于是一场喜迎“开门红”的会战在除夕之夜打响了。

　　临行前，鞭炮齐鸣，锣鼓助阵，像战士出征。油伐班班长李善文率先带领本班十五名伐木工人，扛着23斤重的油锯向现场出发。二班长贺振江带领全班拎着板斧、手锯紧随其后。集材班在班长刘广州带领下，四台70马力“东方红”拖拉机和一台“爬山虎”一起出动，驶向工地。

　　现场是在夏季修路时被大家命名为“斯大林大街”的一片相对平坦的地带。夜晚工地灯火通明，宛如白昼。伴着拖拉机轰鸣，油锯的吱吱作响，间或有“顺山倒喽”的号子声音，大树倒下前劈啪作响的预备音以及倒下时震天动地的“呼啦啦”吼叫，工地上演奏出一曲和谐劳动的交响乐章。工人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早已忘却了冬的严寒和夜的困倦。

　　为保证伐木工能把伐根控制在零公分以下，负责清障的工人把每棵大树根部及附近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他们说，咱们多砍几斧，就能多出几方木材。跟拖拉机绑索带的工人更是辛苦，用直径十多毫米粗的钢丝绳捆绑住直径四五十厘米的大树干，为找准方位，时常需踏入没膝的积雪中。寒冷早已不算问题了，时不时还会有断裂的钢丝刺破手套，扎进肉里。手上流点血也是常事，从来没有人因为这样的事进行包扎，离开工地。归楞班班长王焕让来自板子院，开绞盘机轻车熟路，原条堆放得又快又规整。我和机关的刘福荣负责搞战地宣传，在各班组中穿梭，搜集信息，写稿，用大喇叭播送工程进度战报，鼓舞士气。

　　时间过得飞快。当第一缕阳光照进了“斯大林大街”，我们在紧张的劳动中迎来了1975年的元旦。所有人的眉毛、安全帽上都一片银白。不知是书上抖落的浮雪还是呼出的热气凝成的白霜。

　　太阳升起来了，食堂送来了饺子、馅饼。经过短暂的休整，大家很快又投入了新的战斗，直至深夜。这场历时三十个小时的“开门红”会战胜利告捷。

　　一年多的磨练，制材厂的产业工人经历了修路、采伐、集运、营林等多项林业生产流程。在陌生的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并不大熟悉的工作任务，就连周围林场小工队的专业工人都赞不绝口，令全局上下刮目相看，称赞这是一支有激情、敢拼搏、能吃苦、肯钻研、懂技术、讲团结、守纪律的最能战斗的队伍。堪称林业工人之魂，不愧为林业战线的一支轻骑兵。

　　到学校教书育人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临江林业局要成立一所重点高中。鉴于我的学历和专业，局里正式下令把我从制材厂调到临江林业局一中任数学组组长。

　　搞数学教学，我如鱼得水。当时高中二年制，学校只有四个班：两个高一班两个高二班，我兼做班主任。学生来自沟里沟外各学校，水平程度参差不齐。在短短一二年中，我们既要完成高中阶段的教学任务，又要给学生补齐初中的许多内容。当时没有合适的教材，只能夜以继日的“速成”。数学组共五位老师，我和另一名朱申康老师是独身，索性从职工宿舍搬到了学生宿舍，和学生睡一个通铺，一起上早晚自习。师生感情亲密无间：学生家里做些好吃的，时常用饭盒给我们带来，我们也把自己省下的粮钱票支援给更困难的农村同学。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加班费、课时费之说，随时随地给学生辅导，就是一心想把学生教好。每次测试我都把班级四十多名学生对每一题的解答情况逐一进行分析，用四开纸列成一张大表，找出每个学生在哪一方面有什么缺欠，并一一做出弥补方案。

　　1979年4月，一天夜里我突然腹痛厉害，几个老师和学生一起把我抬到林业局医院。经查，急性阑尾炎。我是在不该生病的时候生的病，学生正面临高考。术后第三天，我就在病床上批卷试卷。七天拆线出院，第二天我便在讲台上坐着给学生上课。

　　由于师生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在八大林业局的中学生数理化竞赛和两年的高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1980年10月，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我调离了临江林业局。这年我38周岁。

　　感悟与感激

　　忆今昔，峥嵘岁月，感慨万千。

　　1960年我高中毕业，由于家庭出身等政治原因，没能升入高等学府。在生产队的繁重劳动之余，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我依然伴月读书。三年后，再次走进考场，终于以辽宁省最高分数考入北京大学。

　　那年的8月31日下午三点钟，黄一然副校长接见全校27名新生代表时鼓励我们奋发自勉，成为祖国栋梁之材的讲话至今仍在耳边回响。作为数学专业的第一大课，要学四个学期的数学分析。教材是前苏联费赫金．哥尔茨的《数学分析原理》中译本。而我则要求自己直接使用俄文原版教材，以提高外文水平。这在全系180余名新生中尚属首例。我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学习规划，决心放飞心中冲击科学前沿、攀登知识顶峰的梦想。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变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不是那滚滚的“革命洪流”把我裹挟到深山老林，我或许能成为学者、专家，在科研领域有所作为，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也许有学术成果载入人类史册……

　　然而，我们的脉搏只能随时代一起跳动，我别无选择。

　　我彷徨过，但从未沉沦；我隐泣过，但没有怨恨，很快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诚实的劳动中我增长了新的知识、才干，为建设我们的国家我愿做铺路的石子、黄沙。在这片土地上，我洒下了青春的汗水，受到破坏了表奖。在与朴实工人的交往中，我收获了最纯真的友谊。当我带着四岁儿子住在独身宿舍，吃在食堂的时候，是同事把他领回家，由其父母照看。管吃管住，长达半年，临离开时还从头到脚买了新衣新裤新鞋新袜。在那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深情厚谊啊！在我生病住院的时候，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前来看望，使我感受到了兄弟般的温暖。

　　由于远离家乡，我无法尽到对父母的孝心；夫妻两地分居，未能担负起做丈夫的责任；每年仅一两次的见面，更愧对子女的扶养教育。然而，人生哪能尽如意，磕磕拌拌才是真！累累创伤历练了筋骨、充实了内心、积淀成宝贵财富。尝尽了酸甜苦辣，方知人生真正的滋味！

　　林业生活虽然艰苦，青春依旧在那里闪光。似一朵朵色彩斑斓的浪花，在我生命的长河中翻滚、激荡，谱写着壮美的篇章。

　　我把青春留在了林业局，汗水洒在了那片土地。临江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

 （作者 孔宪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