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林业工作那一年

　　我是1951年在临江参加林业工作的，尽管时光流逝了60多年，但是刚刚参加林业那一年的经历让我永远不能忘怀。

　　参加林业工作

　　1951年4月，我和表弟张庆尧从老家辽宁省怀仁县出发，准备投奔在临江的一位亲属，是我舅妈的姐姐。姨夫楚振生当时在贮木场当木工。我俩一路打听找到了临江。我俩都很年轻想找点活干。恰好姨夫认识在辽东森林工业管理局工会当干事的王庆发，就去找他询问一下。当时刚刚解放，共和国刚成立，到处都需要人。王庆发领我们到了工资科，有一位干部看我们年轻力壮就问：“想干点儿啥呀？”我表弟回答：“想当工人。”“好，可以啦，回去准备吧！”当问到我时，我因先前做过一些管理工作，就回答想干点账目管理方面的活儿。“那是归人事科管的，你去人事科吧！”人事科的吕斌同志接待了我。问我以前都做过什么？现在想干啥？又问我会不会写介绍信，会不会打算盘？我当场口述了一封介绍信的内容，又打了一阵儿算盘的加减法而且没有错误。吕斌非常满意，连说：“好哇！行啦！录用你了。回去办铺保吧！”（当时录用管理干部不是要找一两个人来担保，而是必须找拥有固定资产的商铺、工厂、企业等担保），我在临江没有有资产的亲人，只好回老家办理。我回到辽宁怀仁，找了两家成衣铺作担保，形成文字材料，装在信封里，带在身上高高兴兴地返回临江。可下车时发现衣兜被人割了个二寸长的大口子，我当即就傻眼了！好在信封没丢，铺保还在。我就是这样在临江林业局参加了林业工作。那天是1951年4月28日。

　　亲见敌机轰炸

　　上班的第三天，是“五一劳动节”，大家正在办公，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来了，防空警报拉响了，人们纷纷逃离躲避。飞机飞得很低，都能看清B-52的标志。也不知道有多少架飞机，黑压压一片，到处扔炸弹，浓烟四起，临江火车站被炸，铁路炸毁，江桥炸毁，许多房屋倒塌。临江火车站的一位姓崔的火车司机被炸死。随后，临江全县人民上街游行，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没过几天，美国的飞机又来了，当时我们都在辽东森林工业管理局的办公地——南围子办公室。警报拉响，刺耳惊心，我们几个人挟着账本、算盘就往三公里后山的树林跑。敌机飞走之后，人们惊讶发现地上、树上有好多的蚊子和老鼠。唉呀！原来飞机投下了细菌弹，这还了得！人们惊恐万状，不知如何处置。就看见蚊子到处乱飞，老鼠到处乱跑，十分吓人。管理局的领导让我们赶紧点火灭菌，于是我们在山坡上把荒草、树木、田地都点了火，满山浓烟滚滚，火光映天。由于扑救及时，焚烧面积大，没有酿成瘟疫等疾病流行。

　　也是那一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对岸朝鲜人在拔河、荡秋千搞活动。飞机来了，狂轰乱炸，机枪扫射，随后“吱哇”乱叫，死伤一片。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对朝鲜人民和中国边民欠下了不可饶恕的血债。

　　参与“打老虎”

　　参加工作不久，组织上把我调到“打老虎”工作队，队长是李春和（后调任三岔子林业局局长），参与“三反”、“五反”运动。当时要求人人检讨，个个过关，自我反省和检查有无“三反”、“五反”确定的内容。我虽然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兵蛋子”，也写了一生中唯一装进个人档案的检讨书。内容是：我用公家的信纸信封，给家里寄过一封信。

　　当时我除了要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外，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和辛兴兑两人负责看管张培善。张培善是材料员，涉嫌有贪污行为，被列为“老虎”，强迫交待问题。六月的一天，临江县政府在戏园子召开全县宽严大会，将已有问题的和涉嫌有问题的“老虎”押在会场，要求交待问题，坦白从宽，场面十分严肃和紧张。在审讯张培善时问道：“你有没有贪污？”“有。”又问道：“你贪污了什么？”“我贪污了一台7.5吨的火车头！”啊？审讯人员大惊失色，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一番，贪污一台火车头？不可能吧？“那你把火车头卖到哪里去了？”张培善回答到：“卖，卖到朝鲜去了。”“什么？卖到朝鲜了！”审讯人员更惊讶啦，眼盯盯地看着张培善，希望从他的脸上找出答案。转念一想：不对呀？对岸的朝鲜没有火车道呀！火车头怎么跑呢？又问：“你是怎么卖到朝鲜的？”“拆零件卖的！”这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根本不可能的事，明明是在威逼之下，胡编的供词，可当时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却相信这是真的，步步紧逼，揪住不放，不惜置人于死地。这下有人高兴啦，有供词、有细节、有销路，抓住了一只“大老虎”。开完大会往回走，张培善走在前面，我和辛兴兑跟在后面。当走到兴隆街时，张培善见路边有一口大井，急跑几步投井了。我和辛兴兑先是一惊，然后快速反应，向前一把抓住张培善的脚脖，拼命阻止他的轻生行为。挣扎了一会儿终于把他拖上来了，我们坐在井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几个月后“三反”运动结束了，确定张培善没有贪污行为，“老虎”的事也不了了之。

　　事后我曾想过，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我凭着良心和正义，救下一个好人，是对党负责，对他个人负责，心灵得到慰藉。

　　冬采当检尺员

　　1951年12月，我被派到山里黄泥河采伐大队（在柳毛河至漫江中间）参加冬采当检尺员。我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对林业生产的工序和技术不熟悉，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经过暂短的培训，我就穿上棉衣、扎好腿绑、戴着狗皮帽子上山了。我们起早贪黑、爬山越岭，每天在雪地里走来走去，对进入装车场的每根原木进行检尺。我们三个人一组，一人喊尺、一人记账、一人打锤。我是负责打锤的，腿上绑着油印盒，手里拿着号锤，根据材长、径级、等级，分别打上不同的标记。我手拿号锤像战士拿枪一样，感到很光荣很自豪，穿梭在满山的原木之中。我们白天上山检尺，晚上点灯算账，第二天继续上山。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检尺员工作有了深入了解和认识。对采伐下来的木材，划几等品级、造几米材长都由检尺员说了算。因此说，检尺员的工作决定着木材的经济作用，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有句话叫做“企业赚不赚钱，关键在检尺员”。我工作起来十分认真十分卖力，保证不出差错，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也为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 孙维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