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儿寻踪

　　2022年春节，因疫情原因不想让儿孙冒长途风险，于是我们老两口选择奔赴大连儿子家过年。

　　除夕这天，城里的人们依旧是平日里的模样，看不到一丝节日的气氛。夜晚，本是万家灯火闪烁的时刻，附近幢幢高楼的灯光反倒比平日更加黯淡。儿子家所在的小区有上千户居民，外地到这座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居多，也有少数金发碧眼或肤色黝黑的外国人。国人居住此地的大多是东三省在计划生育年代所生的独生子女，印象中没有兄弟姐妹的概念，加上如今物质越来越丰富，对于他们来说，年节跟平日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大家心里早已没有了期盼过年吃好穿好的兴奋，唯一高兴的是能得到七天假期的彻底放松，专心做玩手机的低头族。

　　我的家乡在长白山脚下的临江，那里是满、汉、朝等二十多个民族聚集的边陲小镇。每逢春节，六七十年代儿时的节日风情就会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里翻腾。

　　家中祖辈们都是在清朝对长白山解封后闯关东而来，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抱团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骨子里生就豪爽仗义的性格。平日里，大家为了营生忙得不可开交，春节正是他们探亲访友拉近感情的最佳时机。

　　腊八是春节的序曲，要泡“腊八醋”、煮“腊八粥”。腊八粥用粘高粱米、小米、黄米、大米、绿豆等8种小杂粮煮成，先供佛敬祖，再送给亲朋好友，然后自家才可以吃。正月里，左邻右舍、同事亲戚要互相宴请，男人们整天喝得脸膛通红，女人们则格外忙碌，一整天洗洗涮涮，手臂在冷水里浸得通红。日子再穷，女人们也要给爷们做一身得体的衣服，男人推辞，执意要省下钱来给孩子们添置新衣，女人叨叨，那可不行，“没听说吗，男人的穿着，女人的脸，赴宴时要仪表整洁，穿着大方得体，不然被人笑话”。

　　旧年月，工人家庭吃卡片供应粮，每月只能分到很少细粮，平日里难得吃一顿饺子。除夕夜的饺子，讲究包时要有褶子，不能捏成“和尚头”，意在忌日子过秃了。码放饺子时讲究横竖成行，跟平日里摆成圆圈不一样，意为来年财路四通八达，害怕日子走进死门子。运气饺子里要包上硬币和糖果，谁吃到了就象征谁会发财，日子甜美。年三十煮饺子时，大人告诉孩子要说吉利话，刚会说话的小妹童言无忌，看到饺子下锅，馋得直流口水，听到母亲叨叨锅里的饺子“挣”（破）了，小妹接茬：“捞出来，挣一个我吃一个！”被母亲哭笑不得推搡到一边。

　　那时，满族的传统文化与汉族基本相同，腊八节、春节、元宵节、二月二都很有仪式感。春节更是隆重。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家家户户就开始采购年货，除夕这天，把平日里勒紧裤带积攒的好嚼咕、矿里发的福利、自家采的山核桃、松树籽、山榛子都拿出来品尝。送“灶王爷”、蒸年糕、烙粘火勺，张罗过年。一趟房的邻居老何家是满族人，当院竖起1根6米多高的灯笼杆，杆顶扎一个松树枝头，杆头下挂红灯笼，老远就看得见。

　　除夕当日，无论满汉族，家家户户打扫庭院，贴窗花挂钱，贴对联和福字，傍晚点亮灯笼，彻夜不熄。入夜，家家户户鸣放鞭炮，讲究的老户人家在自家西墙“祖宗板”下摆设供品、点燃鞑子香，叩拜祖宗，祈求神灵保佑全家大小新的一年平安无事、万事如意。

　　从初一到初六，院子里都要红灯高照。晚辈要向长辈叩头拜年，家长要给小孩守岁钱。邻居、工友也要互相拜年，亲朋好友则筵宴相邀，一起叙旧话新。男孩子成群结队鸣放烟花、鞭炮，兴高采烈地玩耍；女孩们则身着盛装，玩耍“嘎拉哈”（用猪或牛膝关节骨制成的玩具）。矿里工会组织能歌善舞的各族矿工唱歌、跳舞、踩高跷、尽情娱乐，每年初三，矿领导还要带领秧歌队到邻县的宝泉山林场、周边的错草顶子和六道沟公社拜年。

　　人老了怀旧。闲暇时间，我问孙女，什么是家乡？语文成绩优秀的孙女思考了半天，却没能作答。是呀，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座高楼换住了另一座高楼，却都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对她来说，家乡是北京的崇文吗？大连的小区吗？是，好像又都不是，家乡这个概念对她来说本就模糊，又怎能准确形容？可在我的印象里，家乡就是房后的那片山林，门前日夜流淌的鸭绿江，邻里日日相见的熟面孔，还有那年三十晚上的烟火气……

　　没了窗花对联和鞭炮的声响，没了乡邻节日的问候，没了流传已久的节日习俗，也就没了年味儿，我呆呆地望向楼下，只见广场小区物业挂出的那条“欢庆春节”的横幅兀自在风中抖动。心中怅然，身体仿佛只剩下被抽了筋的皮囊。

　　突然，手机里传来微信的铃声，家乡的亲友们远隔千山万水，在问候的同时还纷纷发来各种图片，有正阳路的彩灯，江心岛的冰灯造型，市政府广场的冰雕，看来，家乡的父老乡亲没有向疫情低头，他们照样用自己的方式欢庆这个传统的节日。熬过严冬，春天还会远吗？

（作者 张亚彬）